從前的人喜收藏舊畫，不似今人，一味收時人的作品，因此鑑定便成為一門專門學問。著名的鑑定家，在藝壇亦有相當地位，然而卻必須有足夠的才情學問，加上眼光與經驗，然後才能名符其實。
清代有一樁很著名的鑑定故事，當時名收藏家高江村藏有一套《刀光胤寫生花卉冊》，後來流入內府，由於是高江村所藏，人皆以為真品，可是其中的一幅「蜂蝶粴奴圖」，有宋孝宗的題詩，詩中竟用劉克莊「詰猫詩」的典故，孝宗題詩欵署歲月為乾道元年，即西元一一六五年，唯劉克莊卻生於淳熙十四年，即西元一一八七年，孝宗不可能預知劉克莊有「詰猫詩」，因此此題必為贗品無疑。乾隆考得真偽，非常得意，便於冊上題詩記其事。
這樁鑑定，即與才情學問有關。當時的讀書人能記歷史人物的生卒年份，還要記得他們的別字與別署，又要熟悉其生平與交遊，然後才能辨別真偽，化的工夫的確很大，不似今人，但憑拍賣行一紙鑑定，甚麼工夫都不必做。
不過收藏書畫的樂趣，其實即在於鑑定。收藏家想買一幅字畫，必呼朋引類，一起欣賞，一起鑑定，然後才決定買不買，這其間，便已有許多生活情趣。
廣東一向少好畫，收藏家便要向上海、天津、北京等地搜羅。然而若求其次，黎二樵、謝蘭生等人的作品，已屬藏家搜羅的對象，因而他們的偽作便亦充斥市面。假設有一張黎二樵的畫懸諸市門，許多人看過，最後賣出了，便人人打聽到底是誰買去，假如認定是贗品，傳出去，買畫的人立即面目無光。是故收藏字畫便有壓力，逼人要提高自己的學識以及欣賞水平。
那時的人，以獨具隻眼為得意，根本沒考慮過收藏字畫是一項投資，而且字畫買入，不容易賣出，端的是名符其實的收藏。
要訓練子弟收藏字畫，亦不是一件易事，要教他們寫字、寫畫、刻圖章，還要讀古人的詩文集。因為範圍若太廣時，子弟反而無法深入，所以家長便往往畫出一個時期，讓子弟在這年限內努力，有了基礎，再慢慢擴大，那就容易得多了。
這樣做有一點好處，便是能將收藏的範圍集中。集中收藏便比較精，好過宋元明清亂收一起。昔年家中的長輩便專收「明金」扇面，因此家中的書房便多明人的專集，這無非是為了鑑定時參考之用。但久而久之，子弟便亦能熟知明代一些文人的詩文及交遊了。筆者喜歡《板橋雜記》、《陶庵夢憶》一類書，便是由此得到薰陶。
因此那時的人，並不專為收藏而收藏，而是藉收藏來陶治性情，同時訓練後輩。這種收藏，跟今人之「投資」比較，真的得失難言。因為風雅與金錢二者的輕重，到底是見仁見智的事，很難說誰是誰非。
但假如買得一幅畫，立即收藏入保險庫，然後候市價上升時沽之哉，筆者總覺得這種收藏，不如去買股票，蓋既無欣賞的樂趣，畫跟股票都是花花綠綠的一張紙耳。
因為是欣賞，所以有時明知是偽作，也未必沒有收藏的價值。筆者當年在廣州上九路買入一張蔣南沙的山茶水仙小軸，明知是假，可是畫商正鬧窮，要籌錢交「五反」的罰欵，因此平價出讓，買回來後，掛在小書房欣賞，恰恰馮紹材先生來訪，他是高奇峰先生的弟子。但卻寫鈎花榻葉的畫，一見這幅蔣南沙，便說是馬扶羲的代筆，而且找出一個暗記來作證，這便真是大喜過望。馬扶羲專門為蔣南沙代筆，然而他的畫本身亦有價值。
所以筆者常常說，買畫有時不必求真，但論好不好可矣。大名家的作品，當然是真品較偽作好的居多，然而若退而求其次，有些名家的真作，有時便未必比偽作好。
趙浩公、李鳳公與賀文略三位，便曾為京商寫了不少宋畫，都有暗記，後來賣給日本人，而且還收入《南畫大成》冊內。賀文略是筆者的表兄，如今正客居香港，可是卻未必有人知道他寫宋畫的根基，好到可以亂真。而浩公鳳公兩位則久已作古耳。
他們這些偽畫，水準其實十分高，如果但將之作為藝術品來欣賞，便亦有一定的收藏價值，未可因其偽便將之抹殺。
有許多鄭板橋的畫竹，技法其實即不低，毛病往往出於有意模倣，反而顯得生硬，也即是不敢放手，欣賞這類畫，時亦有得益之處，可以知道放與不放的分別。
技巧高的裱畫師，能「起二層」，即將一幅畫撕成底面兩層。由於宣紙滲墨滲色，故乍看底面兩層無二，甚至連印章顏色亦濃淡相差不遠。可是一經起過二層，畫的精神便失。但作為欣賞與學習，能有機會欣賞底面二層的畫，便亦可以學習到很多東西。這類畫，明知做過手腳，亦未嘗沒有收藏價值。
因此前人收藏，大都不肯人云亦云，買入一幅字畫，都有買入的目的，明知是偽作也買，當然更別具心眼。這種收藏態度，真可謂是「藝術化人生」，跟「投資」的關係便很少了。所以前輩收藏家，至少懂得甚麼是好畫，畫商很難鼓如簧之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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