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你哪裡也不用去﹗——酬答龍應台之「虛火集」

　　龍應台女士的野火，用來燒台灣的民國政府或大陸的中共政府猶可，用來燒一個有一百六十年以上現代行政史、比日本明治維新還要早成立的香港政府，就顯得力不從心，虛火一場了。香港的政治經濟與官風民俗，錯綜複雜，高明如前中聯辦主任姜恩柱，離任之際仍謙恭有加，說「香港是一本難讀的書」。

　　龍女士現為香港大學訪問學者，在二○○四年十一月九日在港大演講，翌日復於《明報》刊登長篇講稿〈香港，你往哪裏去？—對香港文化政策與公民社會的一點偏頗的觀察〉，批判香港主流的「中環價值」，提出去殖民地化、民主化與文化政策的種種見解。龍女士空有熱心野火，然而遇上的是有百年現代政府的香港、處於中西夾縫的香港，她的去殖與民主理論，昧於現實政治，流於生拉硬套，而她對香港文化政策的重重提問與匆匆論斷，則是鸚鵡學舌，無的放矢。香港公共資訊開放，文化部門和藝發局的網頁搜尋便利，香港大學也有文化政策研究中心近在咫尺，龍氏曾出任台北市政府文化局長，居港日子亦不短，豈可孤陋寡聞若此？龍氏乃正道中人，貧道撰文回應，非要摧折正氣，而是寄望其能深耕細作，煉無明虛火，為三昧真火。

　　西九龍的研究準備

　　先從西九龍文娛藝術區的研究籌備和保護中環舊司法建築群的安全「實務」談起，再處理更危險的去殖與民主化「虛務」。龍女士的去殖、去英國化，以民間集體智慧代替官府精英決策之議，貿然行之，與民進黨的「去中國化」議程一樣，自毀江山，凶險無比。

　　不是民選但是開放理性的香港政府，是內斂型（non-articulate）的政府，官員格於政治現實，未免木訥寡言，但部門律令嚴明，重大程序甚少出錯。龍文指稱，港府「沒有全面的研究調查，沒有宏觀的文化藍圖，也渾然不談香港的文化定位，就把西九龍交給財團去自由發揮」。復說「西九龍簡直可以直接寫進文化政策的教科書當作負面教材範例」，似是疏於研究，過於妄斷，以致其批評未能鞭闢入裏，殊可嘆也。

　　上世紀九十年代中期，一連串百老匯暢銷劇目（如《劇場魅影》）在香港文化中心公演，大發利市，甚至要擠走若干原定的節目檔期，令藝術經理人和政府當局驚覺有商業市場的藝術節目在香港大有可為，然而大型文化場館檔期有限，不容長期暢銷的節目公演，紅墈體育館亦長時期供不應求，當局於是覺得必要全面評估文化場館，研究是否需要填補場館設施之不足。規劃署遂在一九九八年委託羅祖添顧問公司（Roger & Tym）進行《文化設施需求及制訂規劃標準與準則的研究》（簡報請見規劃署網頁），調查香港社會的文化需要，評估直至二○一一年的文化設施需求。報告在一九九九年十二月公布，是香港首次文化設施需求之綜合研究，研究方法包括背景研究、調查與諮詢（包括公眾對藝術的態度調查、設施使用者調查、文化界訪談及多次諮詢論壇）、國際經驗，以及需求評估及確定主要課題。鑒於政府已管理甚多演藝場地，而市場導向的場地似乎不宜由官家經營，報告書遂屬意私營機構發展新文化設施。此外，香港文化場地往往因為土地限制，採用垂直發展模式（如香港藝術中心和其他文娛中心），然而要「成行成市」，始終要有一個橫向聚落發展模式的「藝術區」，於是建議研究西九龍填海區為文化娛樂發展區，並綜合規劃灣仔至中環海傍的文化設施。諮詢會議中，有規劃師援引中環蘭桂坊的例子說明，由單一業主經營，較易協調整體風格。與此同時，原香港旅遊協會也延聘香港建築師學會前會長何弢博士，以專家身份再度規劃和評估西九龍文娛藝術區。

　　西九龍的文娛藝術綜合發展區定位來自業界意見和專家評估，吾人大可置疑其判斷是否得宜，但不可否認此程序。港府是有超逾百年歷史的現代政府，程序周密，調查研究未必技術超群，但總不會遲來或缺席。龍文說西九龍會否照顧其他社群（如兒童和弱勢人士）的文化權利，是昧於西九龍在文化市場的定位，而且其他眾多文化場地也有既定政策照顧市民此等需要。自市政局年代始，即有文化統計載於年報，供議員與公眾查考。康樂文化署的文化統計，亦在政府統計年報公布；觀眾調查、需求調查、藝術教育等亦無或缺。統計處有住戶文化消費專題調查（一九九三、一九九九），藝術發展局有民眾調查和藝術家需求調查。整體性的研究方面，二○○二年，藝術發展局開展香港藝文指標研究；同年，康文署完成香港文化及表演設施的大型顧問研究；去年九月，中央政策組完成創意工業基線研究；今年十月，民政事務局啟動香港創意指標研究，中期報告昨天在剛結束的亞洲文化論壇上發表。早在一九八九年，龍氏痛罵的殖民地政府就已聘請英國的藝術行政專家布凌信博士（Peter Brinson）來港研究藝術發展，指出在全球化與創意經濟來臨之際，香港必須大力發展藝術，發揚本土文化，鞏固香港品牌。

　　舊建築非神聖不可侵犯

　　龍氏高舉中環的舊司法建築群的歷史價值，比喻為老祖母的日記本，說它充滿冤獄血淚，敦促政府先做歷史檔案調查，斷不能就此公開招標。查該址見證香港早期的現代法治精神與執法制度，亦有英式殖民地建築風格，港府遂於一九九五年據《古物及古蹟條例》將該址三組建築列為法定古蹟，其後亦完成相關歷史調查。龍文說政府未做歷史調查即進行招標，是小看香港的行政程序了。香港的檔案制度嚴密，是否真的要「研讀每一個個案，書寫域多利監獄史」，則留待警政或獄政的史家定奪，香港亦有警隊博物館和懲教博物館之設。

　　原址保存與否，要視乎建築物的歷史價值、周遭環境和社區共識而定。保護文物建築的趨勢，第一波是王宮聖殿、議政廳堂之類的古建築，第二波是故居舊宅、蒸汽廠房、警署監獄、火車站、倉庫市街等舊建築。第一波的歷史遺址，傾向原址保存，第二波一般用「活化再利用」（adaptive re-use）的保護策略，照顧文物修復標準、美學風格和公共安全之後，容許改建或改動用途，化為藝術村、展覽廳、餐館旅舍、時尚商場等，融入周邊環境，促進永續發展，減低公帑負擔（中環舊司法建築群引起的文物保育理論爭議，容後再述）。

　　夷狄入中國則中國之

　　龍文最凶險之處，在於貶斥英國殖民者不尊重當地的文化和歷史，呼籲要「脫離殖民」，重新發現自己。欲為善政，須通風俗。雖則英國人並無法國人之迷戀異域文化，但重利的英國人因要有效統治殖民地，亦頗重視當地歷史民情，堪稱懷柔統治。人類學與民俗學就是英國法國等殖民官建立的學科，英國的普通法也重視香港風俗（如承認某些《大清律例》）。格於政治現實，港英不會扶植中國文化，亦無意壓制，香港遂成為流亡文士的避風港，保存了國學、繁體字、舊式中文和粵語，清明重陽也放公假。公民社會則在英式法治環境下健康成長，由老牌的東華三院到新興的論政團體，由守舊的宗親祖堂到激進的托派組織，都可包容。

　　殖民政府不一定輕視文化，香港的舊建築，不論英式唐式，都大量清拆，是因香港缺乏腹地以供迴旋，數十年間人口以百萬暴增，以及經濟轉型急速，剛為輕工業開闢了新市鎮，大陸就開放改革，香港金融商業服務旋即興起，以至市中心樓房土地需求甚殷。相反，環境壓力少於香港的澳葡政府，就大有餘力保存舊 。龍氏鼓吹的民選政府亦不一定尊重舊物，反而有時會因為要開徵政費、彰顯政績、大派福利等原因而更為強勢開發。吾人毋須高估勞動人民的文化覺悟，願意籌措巨資修護中環舊司法建築的，並非民主黨或街坊會，而是老牌何東家族也。

　　港人有必要反省自己，惟不可輕言去殖。古人有言，「夷狄入中國則中國之」，同理，深植香港華人社會的英國典章文化，已是寄存於香港的現代中國文化之一支（恰如蘇俄黨政文化融入大陸一樣）。香港為中國現代化之前沿，港人應將英國典章融會貫通，歸化中華，再反饋大陸。我們要補回當年因為中英爭拗而未在香港施行的英國政策（如戴卓爾時代的財政緊縮和公共行政改革），也要追趕貝理雅時期的創意經濟。香港要先修正單向淺薄的西化，完成深度與綜合的西化，再回歸中華。先托樑換柱，再歸根復命。

　　刻下大陸台灣，苦難深重，危機四伏。港人毋須親共，亦毋須去殖，只要立身中正，守住老本，任他八方風雨，我自時來運到。香港往何處去？邊度都唔使去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