嬰兒最佳的食物是母乳,人最正常的教養來自父母師友。嬰兒飲牛奶製造的奶粉長大,日後會有健康隱患;兒童喝共產黨的奶水長大,心靈也埋藏毒素。迷信配方奶粉可以培育超級嬰兒,放棄母乳哺育,迷信學童飲牛奶可以強國強種,放棄均衡飲食,猶如迷信集權專政可以興邦富國,而放棄民主自由。
共產黨變了牛奶教
過量依賴牛奶為營養來源,近年已有反思。美國康奈爾大學的柯林.坎貝爾教授(T. Colin Campbell)長達二十七年的研究指出,以植物(五穀、蔬菜、豆類)為主食,勿過分依賴奶製品及紅肉供應營養,才是健康飲食之道。日本人在戰後仰慕美國,除了向美國男子借種之外,也大興乳牛養殖,倡言「一杯牛奶,強壯一個民族」。日本、韓國、泰國的學童也相繼由政府供應牛奶飲用,以為可以強國強種。發展中國家往往有潮流滯後的弊病,當歐美人批判汽車、牛奶、紅肉和高爾夫球場之際,中國人瘋狂追逐之。受到牛奶強國的迷思蒙騙,加上奶業的廣告攻勢迷惑,大陸人在近年掀起全民牛奶狂熱,視之為瓊漿玉液。溫家寶總理前年四月在視察重慶一乳牛科學農場時,竟然留言:「我有一個夢,讓每個中國人,首先是孩子,每天都能喝上一斤奶。」溫總說這句話的時候,可知對奶業有多大的推銷作用?而當大陸的奶業集團摻入毒素造假,官官相衞、層層保護的時候,溫總說這句話的時候,又受了多大的蒙蔽?
崇尚牛奶的狂熱,令大陸人竟然在餐廳以酸奶為時髦佐餐飲品,上了飛機瘋狂叫空姐端來免費牛奶。以前共產主義者攻擊西洋傳教士在中國以派奶粉的方式招攬信徒,說基督教是「奶粉教」,如今共產黨走資之後,卻又變本加厲,瘋狂迷戀牛奶了。從三鹿開始,蒙牛、伊利等奶業都相繼揭發摻入毒物,連天真無邪的大白兔糖也不能幸免,國人始知被騙。
麻木不仁
養人,不是養畜生,養人首重仁義與勇毅,不在身高與肌肉。牛奶毒身,黨政毒心。三鹿毒奶的後果,是腎臟結石;共黨毒奶的後果,是鐵石心腸,官員麻木不仁,沒了仁義,百姓逆來順受,都喪失了人性,沒了勇毅。前者是身體中毒(food-poisoning),後者是精神中毒(mind-poisoning)。總書記胡錦濤在九月十九日的中央黨校講話中,首次用「麻木不仁」斥責食品檢查當局,也是難得的良心發現了。
嬰孩童甚少有腎石,毒奶引致嬰兒腎石的事情在去年七月已經揭發,今年三月再有揭露,三鹿集團付錢予苦主為掩口費,隱瞞了事。苦主取了錢,也就不理他人的孩子了。《論語.八佾》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不仁之國而辦奧運,有何禮樂可言?幕後假唱、假煙花與千百機械人操演,只是張藝謀將造假大國搬上舞台,令中共在世人面前獻醜而已。盛大的奧運過後,帶來的不是國威遠揚,而是散布全世界的「中國毒」恐慌。令經歷經濟衰退的外國更有理由抵制中國貨。三月九日,CNN的主播卡弗蒂揚言中國貨是垃圾,引來中國某些人激憤抗議,如今證據確鑿,世衞與聯合國兒童基金會都來干涉了。往日中共外交部發言捍衞國貨、回擊外來批評的人,都蟄伏不出了。
中國腐化世界(China corrupts the world),洋人聞「國產」而色變。幸好我國的嬰兒有紐西蘭總理克拉克(Helen Clark)出手相救,不怕干預中國內政的責罵,在九月九日向中共投訴,終於揭破三鹿毒奶案。否則,曠日持久,更多的嬰兒患上腎病,起碼鄉村中國的下一代要絕後了。
受到質檢當局、官僚體制及發行網絡的長期包庇及袒護,毒奶令致數以萬計的一胎家庭有絕後之虞,毒奶製品令國貨名譽掃地,產業被牽連倒閉,工農頓失生計,「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但「被迫發出最後吼聲」的,竟是一位紐西蘭人,你說可恥不可恥?
指鹿為馬
獨裁暴政,需要百姓做共犯。納粹德國如是,共產中國如是。一九九二年,鄭義揭露文革期間廣西出現人食人的殘酷批鬥,他曾反思何以中國會發生文革。只要幾個人拿起菜刀反抗,文革就做不下去,可惜中國不見有第一個拿菜刀的人。一九八九年十二月二十一日,羅馬尼亞共黨領袖齊奧塞斯庫(Nicolae Ceausescu,港譯壽西斯古)在廣場演說,就因為有衞兵舉槍射擊,打斷講話,情景現場直播,引發舉國革命。毒奶的散布網絡,是一個恐怖統治的 matrix,是共產黨軍警特網絡的縮影,遍及地方官僚、傳媒、食物檢查、醫院、企業、牛奶批發與奶農,當然消費者也在網絡之內。三鹿成了名牌,就可以享有「免檢」地位,可以胡作非為,指鹿為馬。工業剝削農村,農村婦女要離開兒女外出打工,或誤信廉價奶粉的宣傳,認為較母乳及米糊糜粥更有營養,令毒奶遺禍後代。
家中的一胎寶貝兒中了奶粉毒,還會顧及國家正在奧運時期,啞忍一段時期,不想「抹黑」國家。出了事,要自付藥費到醫院治療,等待政府發落。民眾看見超市的毒奶自貨架剔除之後,竟然如釋重負,對電視台說:「這下子好了,可以放心買奶了。」
人如孤獨小行星
即使在清朝,一群鄉民的孩子冤死了,也會抬屍到府衙告狀,最低限度也會在城隍廟哭屍,尋個公道。滿清政府是蠻族統治,也顧及名教綱常,不敢胡來。即使胡來,當年王朝的刀劍火槍,也不敵民眾的揭竿起義。現在的共黨軍警有槍炮,只要不手軟,多少百姓都殺得下手。共黨的黨政網絡,配合現代武器、電腦科技及龐大財力,即使到了市場經濟時期,也足以消滅個體的生存空間,令反抗的人無立錐之地。
中共的本土法脈是秦朝,秦朝趙高牽了鹿上朝,說是馬,大家無有異議。個人依附共黨之後,成了一個個圍繞紅色政權的孤獨小行星(lonely planets),除了黨的組織之外,人與人之間連結不起來。從入學的一刻,新生兒就要飼以共黨的知識毒液,成為蠶蛹人,像野狼叨走的小孩,飲狼奶,做狼兒。不是害人,就是被害;害人者無人性,被害者無血性。如此毒網,質檢總局拆解得了嗎?
後記:小兒嗜飲牛奶,日進兩杯,身體發胖,勸而不止。去年家道中落,由紐西蘭安可牛奶改飲國產伊利,近日正密切留意其健康,若出現徵狀,恐怕要頻撲於政府診所了。
九月二十三日下午,曾蔭權在探訪油麻地賽馬會分科診所後放言,謂政府視香港父母的嬰兒「是香港重要的資產、重要的資源」,政府會用一切的資源幫助云云。我只想說,我從不視小兒為資產、為資源,即使家貧如洗,也會令他有尊嚴地活下去。
信報 2008 年 9 月 25 日 45 頁
Search This Blog
Showing posts with label 陳雲. Show all posts
Showing posts with label 陳雲. Show all posts
Tuesday, January 13, 2009
香港,你哪裡也不用去﹗——酬答龍應台之「虛火集」
龍應台女士的野火,用來燒台灣的民國政府或大陸的中共政府猶可,用來燒一個有一百六十年以上現代行政史、比日本明治維新還要早成立的香港政府,就顯得力不從心,虛火一場了。香港的政治經濟與官風民俗,錯綜複雜,高明如前中聯辦主任姜恩柱,離任之際仍謙恭有加,說「香港是一本難讀的書」。
龍女士現為香港大學訪問學者,在二○○四年十一月九日在港大演講,翌日復於《明報》刊登長篇講稿〈香港,你往哪裏去?—對香港文化政策與公民社會的一點偏頗的觀察〉,批判香港主流的「中環價值」,提出去殖民地化、民主化與文化政策的種種見解。龍女士空有熱心野火,然而遇上的是有百年現代政府的香港、處於中西夾縫的香港,她的去殖與民主理論,昧於現實政治,流於生拉硬套,而她對香港文化政策的重重提問與匆匆論斷,則是鸚鵡學舌,無的放矢。香港公共資訊開放,文化部門和藝發局的網頁搜尋便利,香港大學也有文化政策研究中心近在咫尺,龍氏曾出任台北市政府文化局長,居港日子亦不短,豈可孤陋寡聞若此?龍氏乃正道中人,貧道撰文回應,非要摧折正氣,而是寄望其能深耕細作,煉無明虛火,為三昧真火。
西九龍的研究準備
先從西九龍文娛藝術區的研究籌備和保護中環舊司法建築群的安全「實務」談起,再處理更危險的去殖與民主化「虛務」。龍女士的去殖、去英國化,以民間集體智慧代替官府精英決策之議,貿然行之,與民進黨的「去中國化」議程一樣,自毀江山,凶險無比。
不是民選但是開放理性的香港政府,是內斂型(non-articulate)的政府,官員格於政治現實,未免木訥寡言,但部門律令嚴明,重大程序甚少出錯。龍文指稱,港府「沒有全面的研究調查,沒有宏觀的文化藍圖,也渾然不談香港的文化定位,就把西九龍交給財團去自由發揮」。復說「西九龍簡直可以直接寫進文化政策的教科書當作負面教材範例」,似是疏於研究,過於妄斷,以致其批評未能鞭闢入裏,殊可嘆也。
上世紀九十年代中期,一連串百老匯暢銷劇目(如《劇場魅影》)在香港文化中心公演,大發利市,甚至要擠走若干原定的節目檔期,令藝術經理人和政府當局驚覺有商業市場的藝術節目在香港大有可為,然而大型文化場館檔期有限,不容長期暢銷的節目公演,紅墈體育館亦長時期供不應求,當局於是覺得必要全面評估文化場館,研究是否需要填補場館設施之不足。規劃署遂在一九九八年委託羅祖添顧問公司(Roger & Tym)進行《文化設施需求及制訂規劃標準與準則的研究》(簡報請見規劃署網頁),調查香港社會的文化需要,評估直至二○一一年的文化設施需求。報告在一九九九年十二月公布,是香港首次文化設施需求之綜合研究,研究方法包括背景研究、調查與諮詢(包括公眾對藝術的態度調查、設施使用者調查、文化界訪談及多次諮詢論壇)、國際經驗,以及需求評估及確定主要課題。鑒於政府已管理甚多演藝場地,而市場導向的場地似乎不宜由官家經營,報告書遂屬意私營機構發展新文化設施。此外,香港文化場地往往因為土地限制,採用垂直發展模式(如香港藝術中心和其他文娛中心),然而要「成行成市」,始終要有一個橫向聚落發展模式的「藝術區」,於是建議研究西九龍填海區為文化娛樂發展區,並綜合規劃灣仔至中環海傍的文化設施。諮詢會議中,有規劃師援引中環蘭桂坊的例子說明,由單一業主經營,較易協調整體風格。與此同時,原香港旅遊協會也延聘香港建築師學會前會長何弢博士,以專家身份再度規劃和評估西九龍文娛藝術區。
西九龍的文娛藝術綜合發展區定位來自業界意見和專家評估,吾人大可置疑其判斷是否得宜,但不可否認此程序。港府是有超逾百年歷史的現代政府,程序周密,調查研究未必技術超群,但總不會遲來或缺席。龍文說西九龍會否照顧其他社群(如兒童和弱勢人士)的文化權利,是昧於西九龍在文化市場的定位,而且其他眾多文化場地也有既定政策照顧市民此等需要。自市政局年代始,即有文化統計載於年報,供議員與公眾查考。康樂文化署的文化統計,亦在政府統計年報公布;觀眾調查、需求調查、藝術教育等亦無或缺。統計處有住戶文化消費專題調查(一九九三、一九九九),藝術發展局有民眾調查和藝術家需求調查。整體性的研究方面,二○○二年,藝術發展局開展香港藝文指標研究;同年,康文署完成香港文化及表演設施的大型顧問研究;去年九月,中央政策組完成創意工業基線研究;今年十月,民政事務局啟動香港創意指標研究,中期報告昨天在剛結束的亞洲文化論壇上發表。早在一九八九年,龍氏痛罵的殖民地政府就已聘請英國的藝術行政專家布凌信博士(Peter Brinson)來港研究藝術發展,指出在全球化與創意經濟來臨之際,香港必須大力發展藝術,發揚本土文化,鞏固香港品牌。
舊建築非神聖不可侵犯
龍氏高舉中環的舊司法建築群的歷史價值,比喻為老祖母的日記本,說它充滿冤獄血淚,敦促政府先做歷史檔案調查,斷不能就此公開招標。查該址見證香港早期的現代法治精神與執法制度,亦有英式殖民地建築風格,港府遂於一九九五年據《古物及古蹟條例》將該址三組建築列為法定古蹟,其後亦完成相關歷史調查。龍文說政府未做歷史調查即進行招標,是小看香港的行政程序了。香港的檔案制度嚴密,是否真的要「研讀每一個個案,書寫域多利監獄史」,則留待警政或獄政的史家定奪,香港亦有警隊博物館和懲教博物館之設。
原址保存與否,要視乎建築物的歷史價值、周遭環境和社區共識而定。保護文物建築的趨勢,第一波是王宮聖殿、議政廳堂之類的古建築,第二波是故居舊宅、蒸汽廠房、警署監獄、火車站、倉庫市街等舊建築。第一波的歷史遺址,傾向原址保存,第二波一般用「活化再利用」(adaptive re-use)的保護策略,照顧文物修復標準、美學風格和公共安全之後,容許改建或改動用途,化為藝術村、展覽廳、餐館旅舍、時尚商場等,融入周邊環境,促進永續發展,減低公帑負擔(中環舊司法建築群引起的文物保育理論爭議,容後再述)。
夷狄入中國則中國之
龍文最凶險之處,在於貶斥英國殖民者不尊重當地的文化和歷史,呼籲要「脫離殖民」,重新發現自己。欲為善政,須通風俗。雖則英國人並無法國人之迷戀異域文化,但重利的英國人因要有效統治殖民地,亦頗重視當地歷史民情,堪稱懷柔統治。人類學與民俗學就是英國法國等殖民官建立的學科,英國的普通法也重視香港風俗(如承認某些《大清律例》)。格於政治現實,港英不會扶植中國文化,亦無意壓制,香港遂成為流亡文士的避風港,保存了國學、繁體字、舊式中文和粵語,清明重陽也放公假。公民社會則在英式法治環境下健康成長,由老牌的東華三院到新興的論政團體,由守舊的宗親祖堂到激進的托派組織,都可包容。
殖民政府不一定輕視文化,香港的舊建築,不論英式唐式,都大量清拆,是因香港缺乏腹地以供迴旋,數十年間人口以百萬暴增,以及經濟轉型急速,剛為輕工業開闢了新市鎮,大陸就開放改革,香港金融商業服務旋即興起,以至市中心樓房土地需求甚殷。相反,環境壓力少於香港的澳葡政府,就大有餘力保存舊 。龍氏鼓吹的民選政府亦不一定尊重舊物,反而有時會因為要開徵政費、彰顯政績、大派福利等原因而更為強勢開發。吾人毋須高估勞動人民的文化覺悟,願意籌措巨資修護中環舊司法建築的,並非民主黨或街坊會,而是老牌何東家族也。
港人有必要反省自己,惟不可輕言去殖。古人有言,「夷狄入中國則中國之」,同理,深植香港華人社會的英國典章文化,已是寄存於香港的現代中國文化之一支(恰如蘇俄黨政文化融入大陸一樣)。香港為中國現代化之前沿,港人應將英國典章融會貫通,歸化中華,再反饋大陸。我們要補回當年因為中英爭拗而未在香港施行的英國政策(如戴卓爾時代的財政緊縮和公共行政改革),也要追趕貝理雅時期的創意經濟。香港要先修正單向淺薄的西化,完成深度與綜合的西化,再回歸中華。先托樑換柱,再歸根復命。
刻下大陸台灣,苦難深重,危機四伏。港人毋須親共,亦毋須去殖,只要立身中正,守住老本,任他八方風雨,我自時來運到。香港往何處去?邊度都唔使去也。
龍女士現為香港大學訪問學者,在二○○四年十一月九日在港大演講,翌日復於《明報》刊登長篇講稿〈香港,你往哪裏去?—對香港文化政策與公民社會的一點偏頗的觀察〉,批判香港主流的「中環價值」,提出去殖民地化、民主化與文化政策的種種見解。龍女士空有熱心野火,然而遇上的是有百年現代政府的香港、處於中西夾縫的香港,她的去殖與民主理論,昧於現實政治,流於生拉硬套,而她對香港文化政策的重重提問與匆匆論斷,則是鸚鵡學舌,無的放矢。香港公共資訊開放,文化部門和藝發局的網頁搜尋便利,香港大學也有文化政策研究中心近在咫尺,龍氏曾出任台北市政府文化局長,居港日子亦不短,豈可孤陋寡聞若此?龍氏乃正道中人,貧道撰文回應,非要摧折正氣,而是寄望其能深耕細作,煉無明虛火,為三昧真火。
西九龍的研究準備
先從西九龍文娛藝術區的研究籌備和保護中環舊司法建築群的安全「實務」談起,再處理更危險的去殖與民主化「虛務」。龍女士的去殖、去英國化,以民間集體智慧代替官府精英決策之議,貿然行之,與民進黨的「去中國化」議程一樣,自毀江山,凶險無比。
不是民選但是開放理性的香港政府,是內斂型(non-articulate)的政府,官員格於政治現實,未免木訥寡言,但部門律令嚴明,重大程序甚少出錯。龍文指稱,港府「沒有全面的研究調查,沒有宏觀的文化藍圖,也渾然不談香港的文化定位,就把西九龍交給財團去自由發揮」。復說「西九龍簡直可以直接寫進文化政策的教科書當作負面教材範例」,似是疏於研究,過於妄斷,以致其批評未能鞭闢入裏,殊可嘆也。
上世紀九十年代中期,一連串百老匯暢銷劇目(如《劇場魅影》)在香港文化中心公演,大發利市,甚至要擠走若干原定的節目檔期,令藝術經理人和政府當局驚覺有商業市場的藝術節目在香港大有可為,然而大型文化場館檔期有限,不容長期暢銷的節目公演,紅墈體育館亦長時期供不應求,當局於是覺得必要全面評估文化場館,研究是否需要填補場館設施之不足。規劃署遂在一九九八年委託羅祖添顧問公司(Roger & Tym)進行《文化設施需求及制訂規劃標準與準則的研究》(簡報請見規劃署網頁),調查香港社會的文化需要,評估直至二○一一年的文化設施需求。報告在一九九九年十二月公布,是香港首次文化設施需求之綜合研究,研究方法包括背景研究、調查與諮詢(包括公眾對藝術的態度調查、設施使用者調查、文化界訪談及多次諮詢論壇)、國際經驗,以及需求評估及確定主要課題。鑒於政府已管理甚多演藝場地,而市場導向的場地似乎不宜由官家經營,報告書遂屬意私營機構發展新文化設施。此外,香港文化場地往往因為土地限制,採用垂直發展模式(如香港藝術中心和其他文娛中心),然而要「成行成市」,始終要有一個橫向聚落發展模式的「藝術區」,於是建議研究西九龍填海區為文化娛樂發展區,並綜合規劃灣仔至中環海傍的文化設施。諮詢會議中,有規劃師援引中環蘭桂坊的例子說明,由單一業主經營,較易協調整體風格。與此同時,原香港旅遊協會也延聘香港建築師學會前會長何弢博士,以專家身份再度規劃和評估西九龍文娛藝術區。
西九龍的文娛藝術綜合發展區定位來自業界意見和專家評估,吾人大可置疑其判斷是否得宜,但不可否認此程序。港府是有超逾百年歷史的現代政府,程序周密,調查研究未必技術超群,但總不會遲來或缺席。龍文說西九龍會否照顧其他社群(如兒童和弱勢人士)的文化權利,是昧於西九龍在文化市場的定位,而且其他眾多文化場地也有既定政策照顧市民此等需要。自市政局年代始,即有文化統計載於年報,供議員與公眾查考。康樂文化署的文化統計,亦在政府統計年報公布;觀眾調查、需求調查、藝術教育等亦無或缺。統計處有住戶文化消費專題調查(一九九三、一九九九),藝術發展局有民眾調查和藝術家需求調查。整體性的研究方面,二○○二年,藝術發展局開展香港藝文指標研究;同年,康文署完成香港文化及表演設施的大型顧問研究;去年九月,中央政策組完成創意工業基線研究;今年十月,民政事務局啟動香港創意指標研究,中期報告昨天在剛結束的亞洲文化論壇上發表。早在一九八九年,龍氏痛罵的殖民地政府就已聘請英國的藝術行政專家布凌信博士(Peter Brinson)來港研究藝術發展,指出在全球化與創意經濟來臨之際,香港必須大力發展藝術,發揚本土文化,鞏固香港品牌。
舊建築非神聖不可侵犯
龍氏高舉中環的舊司法建築群的歷史價值,比喻為老祖母的日記本,說它充滿冤獄血淚,敦促政府先做歷史檔案調查,斷不能就此公開招標。查該址見證香港早期的現代法治精神與執法制度,亦有英式殖民地建築風格,港府遂於一九九五年據《古物及古蹟條例》將該址三組建築列為法定古蹟,其後亦完成相關歷史調查。龍文說政府未做歷史調查即進行招標,是小看香港的行政程序了。香港的檔案制度嚴密,是否真的要「研讀每一個個案,書寫域多利監獄史」,則留待警政或獄政的史家定奪,香港亦有警隊博物館和懲教博物館之設。
原址保存與否,要視乎建築物的歷史價值、周遭環境和社區共識而定。保護文物建築的趨勢,第一波是王宮聖殿、議政廳堂之類的古建築,第二波是故居舊宅、蒸汽廠房、警署監獄、火車站、倉庫市街等舊建築。第一波的歷史遺址,傾向原址保存,第二波一般用「活化再利用」(adaptive re-use)的保護策略,照顧文物修復標準、美學風格和公共安全之後,容許改建或改動用途,化為藝術村、展覽廳、餐館旅舍、時尚商場等,融入周邊環境,促進永續發展,減低公帑負擔(中環舊司法建築群引起的文物保育理論爭議,容後再述)。
夷狄入中國則中國之
龍文最凶險之處,在於貶斥英國殖民者不尊重當地的文化和歷史,呼籲要「脫離殖民」,重新發現自己。欲為善政,須通風俗。雖則英國人並無法國人之迷戀異域文化,但重利的英國人因要有效統治殖民地,亦頗重視當地歷史民情,堪稱懷柔統治。人類學與民俗學就是英國法國等殖民官建立的學科,英國的普通法也重視香港風俗(如承認某些《大清律例》)。格於政治現實,港英不會扶植中國文化,亦無意壓制,香港遂成為流亡文士的避風港,保存了國學、繁體字、舊式中文和粵語,清明重陽也放公假。公民社會則在英式法治環境下健康成長,由老牌的東華三院到新興的論政團體,由守舊的宗親祖堂到激進的托派組織,都可包容。
殖民政府不一定輕視文化,香港的舊建築,不論英式唐式,都大量清拆,是因香港缺乏腹地以供迴旋,數十年間人口以百萬暴增,以及經濟轉型急速,剛為輕工業開闢了新市鎮,大陸就開放改革,香港金融商業服務旋即興起,以至市中心樓房土地需求甚殷。相反,環境壓力少於香港的澳葡政府,就大有餘力保存舊 。龍氏鼓吹的民選政府亦不一定尊重舊物,反而有時會因為要開徵政費、彰顯政績、大派福利等原因而更為強勢開發。吾人毋須高估勞動人民的文化覺悟,願意籌措巨資修護中環舊司法建築的,並非民主黨或街坊會,而是老牌何東家族也。
港人有必要反省自己,惟不可輕言去殖。古人有言,「夷狄入中國則中國之」,同理,深植香港華人社會的英國典章文化,已是寄存於香港的現代中國文化之一支(恰如蘇俄黨政文化融入大陸一樣)。香港為中國現代化之前沿,港人應將英國典章融會貫通,歸化中華,再反饋大陸。我們要補回當年因為中英爭拗而未在香港施行的英國政策(如戴卓爾時代的財政緊縮和公共行政改革),也要追趕貝理雅時期的創意經濟。香港要先修正單向淺薄的西化,完成深度與綜合的西化,再回歸中華。先托樑換柱,再歸根復命。
刻下大陸台灣,苦難深重,危機四伏。港人毋須親共,亦毋須去殖,只要立身中正,守住老本,任他八方風雨,我自時來運到。香港往何處去?邊度都唔使去也。
Thursday, January 8, 2009
盆 菜
港英時期之飲食發明為平民茶餐廳,特區時期則為貴格盆菜,都是飲食大雜燴,分別在於前者於食制有所增益,後者於食制有所毀傷,前者將貴格飲食平民化,惠澤勞工,後者將平民飲食貴格化,善價而沽。飲食可考政治,舊時帝王派使臣下鄉,觀風望俗,旨在獎勵儉樸,提拔清廉,以期輔佐文教,並非如近日之特區高官,經濟蕭條在即,民窮財盡將至,依然肆意上街示範飲食購物,呼籲民眾揮霍花費,以便商店可以向地產財閥繼續進貢逆市加價之租金。撫今追昔,兩相對照,即使拜山盆菜擺在眼前,也要向祖靈訴說,山河殊異,今夕何夕焉。
因利乘便,因陋就簡
童年只聞祭肉,不聞盆菜之名。祭肉古稱「胙肉」,牲祭神靈之肉也。客家話謂拜山曰「掛山」,掛山分食只有鹹菜煮豬肉一味,五花腩豬肉混合客家鹹菜及油豆腐(「豆腐泡」),以蒜頭、豆豉、糖及油鹽調味,在柴竈鐵鑊內燜熟,清明春祭及重陽秋祭之後在祠堂分派。春秋二祭,粵諺「太公分豬肉」,可分生肉或熟肉,源自遠古遊獵部落分配野豬等獵物之遺風。獵得大獸要先饗祭祖先神靈,方才按照輩分或功勞而分食牲肉之不同部分,是故分食祭肉與祭祀並行。明白中國之巫教祭禮,便知盆菜之風俗極其古樸。客家山村將豬肉混和菜餚煮熟,肥肉瘦肉及內臟平均分布,各戶依照人丁分配菜肉,更見平等精神,也是國人由遊獵社會演變至農耕社會之文明開化。
至於「食盆」或「食山頭」的風俗,一般只限於講粵語的本地大族,客家山村乃窮鄉僻壤,也無顯赫先祖可祀。大族的祖墳崇尚風水,風水秀美之地,遠離民居,族人登山涉水而往,只能就地炊飯,而祭禮又備有酒肉,因利乘便,乃有席地就餐之舉。村民少有近世歐洲市民階級之野餐全盒,因陋就簡,搭爐架鑊,撿柴為炊之後,肉菜就統統放在杉木盆之內,大家執箸共食。祠堂盛肉用陶盆而野餐用木盆,只因木盆輕便而不怕途中碰撞而已。另說是木盆浮水,乃漁戶食器,而舊式盆菜有門鱔乾、魷魚等材料,故此也可能是鄉民仿效漁民食制。
年節便當
祭肉乃貧民一年兩次之豐足肉食,童年還未有變賣族田圖利之事,來自族田的租佃收入,定下若干為祭祀之用,謂之「蒸嘗」(冬祭曰蒸,秋祭曰嘗),又或將某部分族田之租金專供祭祀之用,此等族田謂之「蒸嘗田」,總之是以田產保證族人可以在祠堂或祖墳,與祖先共食祭肉,維繫同族之情,有福同享,有難同當,此謂之「社飯」。
亦因盆菜食制之簡便,節省盤碗,鄉村嫁娶、添丁、打醮、入伙等喜慶,舊時也以盆菜宴客,是為菜式豐富之「大盆菜」,在村中祠堂或禾堂(曬穀場)聚食,猶如今日將野餐之炭火烤肉改在家中庭園或天台而行。往日之宴會盆菜用木盆盛載,分五層,菜式各處不同,一般由下而上依次為蘿蔔、油豆腐、枝腐竹、冬菇、門鱔或鱔乾、炸豬皮、豬紅、魷魚、鯪魚球、南乳燜豬腩,豉油雞鋪面,夾層放置黃芽白隔味。蘿蔔、油豆腐、枝腐竹及冬菇用以「回收」肉汁及油脂,務求點滴歸腹,是往日勞苦農戶之煮食法,並非什麼「籮蔔吸收肉汁,質感飽滿,更富鮮味與層次」之類。
回歸前後,盆菜逐漸演變為「無飯家庭」之時節便當拼盤,代替家中舉炊,酒樓、快餐集團,甚至便利店都在年晚推出盆菜,供客人訂購,連帶現成售賣之年糕、籮蔔糕等,免卻張羅辦年貨之力。年節飯菜以翻熱鐵盆便當而食,新年食別處得來的現成飯菜,昔日乃丐戶所為。時節新聞,總有盆菜翻熱不足而舉家屙嘔,帶病過年者。小市民為遭資本家終年勞役,新年無心為炊,竟落得個闔家丐餐,思考香港風俗,可謂驚心動魄。
九七臨近,本土懷舊潮流興起,鄉村氏族之文物舊迹成為「本地一日遊」的主題。城市人尋根,鄉下人搵銀,元朗、屏山、八鄉等地之菜館食檔,推出盆菜款待城市客人,盆菜變質為文化消費,野外社飯的風俗不甚了了,只剩下一個「食」字。利之所至,城市的酒樓食店隨即跟風,推出中秋盆菜、過年團年盆菜、盆菜到會等,成為常備之食。在政府干預下,後院養雞、街頭派米及山頭盆菜幾成絕響,如上水廖氏一向在墓前空地食盆菜,但由於有人食盆菜後不適,順應食物環境衞生署之勸諭,族人回村盆宴。以往烹煮盆菜之事由族人分擔,近年也改聘盆菜公司包辦了。
皇帝之名,奢靡之食
元朗等地的土菜館,平日也以豪華盆菜待客,加入燒鵝、燒鴨、燒豬肉、蠔豉、花膠、螺片、瑤柱甚至鮑魚,不一而足。食家嘗言,舊式盆菜材料只有五六種,尚可和味,今日之盆菜堆積如山,已成百搭拼盤,如豪華之車仔麵,清濁不辨矣。例如燒豬、燒雞、鹵水鵝等可以鋪面,燒鵝燒鴨則不合,因皮軟濕而失脆;蠔豉味濃,吸味而不變,但瑤柱、鮑魚之類吸收雜味則是糟蹋材料,華而不實。清人袁枚《隨園食單》謂:「一物有一物之味,不可混而同之。……今見俗廚,動以雞鴨豬鵝,一湯同滾,逐令千手雷同,味同嚼蠟。……善治菜者,……使一物各獻一性,一碗各成一味。」香港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市面繁榮,酒樓流行「佛跳牆」,也是採用所謂「一品鍋」的做法,將名貴材料及滋補藥材置於大盅封固久燉,然而味道始終含糊不清,熱潮過後,不見蹤影,惟近年東莞等酒樓則常備此菜招待新貴之工農。
盆菜成為城市日常飯菜之後,食店或食家便傳揚宋帝昺走難來港,在荒野食盆菜之事。據云南宋末年,蒙古大軍席捲中原,宋室傾覆,忠臣陸秀夫、張世傑保護末帝趙昺乘舟南逃,香港登陸之地,為「宋皇台」舊迹。王師路經錦田,村民恭敬迎接,倉卒間難以籌措盤碗,遂用木盆放菜餚,是為盆菜始源。另說是宋帝逃到九龍,村民聞風,奔走相告,各人就地取材,端來肉食或剩菜置於盆中呈獻王師。此事不載史冊或方誌,也只在近年流傳,想是盆菜脫離社飯的風俗環境,走向城市,成為特色飲食,於是穿鑿附會,以宋帝昺為盆菜之「代言人」。宋帝雖然落難,但到底是帝王之身,邊陲鄉野之粗食,因蒙聖眷而成其「御膳」焉。當然,錦田鄧族在宋朝金兵南侵時,曾有族人迎娶落難皇姑,獲宋光宗追封為「稅院郡馬」,此後文教鼎盛,進士頻出。飲水思源,於是念念不忘宋室恩典,今日錦田祠堂仍有「南陽世澤,稅院家聲」之門聯。屯門龍鼓灘荒山上有飛岩,形如屋簷,村民名之為皇帝岩,謂宋帝昺曾在岩下避雨云云。
盆滿缽滿
回歸之後,政府及社團紛紛舉辦千人盆菜宴,藉共食以慶祝。二○○六年一月八日,政府在金鐘添馬艦空地舉辦第三屆萬人盆菜宴,約一萬四千人在寒夜共食盆菜,打破香港紀錄。前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局長孫明揚到場慶賀,大快朵頤之餘,向記者誇讚 :「啲豬腩肉就最好食。」
是官任內,官商勾結,地產商大發利市,賺個盆滿缽滿。
魚肉人民,旨哉斯言。
因利乘便,因陋就簡
童年只聞祭肉,不聞盆菜之名。祭肉古稱「胙肉」,牲祭神靈之肉也。客家話謂拜山曰「掛山」,掛山分食只有鹹菜煮豬肉一味,五花腩豬肉混合客家鹹菜及油豆腐(「豆腐泡」),以蒜頭、豆豉、糖及油鹽調味,在柴竈鐵鑊內燜熟,清明春祭及重陽秋祭之後在祠堂分派。春秋二祭,粵諺「太公分豬肉」,可分生肉或熟肉,源自遠古遊獵部落分配野豬等獵物之遺風。獵得大獸要先饗祭祖先神靈,方才按照輩分或功勞而分食牲肉之不同部分,是故分食祭肉與祭祀並行。明白中國之巫教祭禮,便知盆菜之風俗極其古樸。客家山村將豬肉混和菜餚煮熟,肥肉瘦肉及內臟平均分布,各戶依照人丁分配菜肉,更見平等精神,也是國人由遊獵社會演變至農耕社會之文明開化。
至於「食盆」或「食山頭」的風俗,一般只限於講粵語的本地大族,客家山村乃窮鄉僻壤,也無顯赫先祖可祀。大族的祖墳崇尚風水,風水秀美之地,遠離民居,族人登山涉水而往,只能就地炊飯,而祭禮又備有酒肉,因利乘便,乃有席地就餐之舉。村民少有近世歐洲市民階級之野餐全盒,因陋就簡,搭爐架鑊,撿柴為炊之後,肉菜就統統放在杉木盆之內,大家執箸共食。祠堂盛肉用陶盆而野餐用木盆,只因木盆輕便而不怕途中碰撞而已。另說是木盆浮水,乃漁戶食器,而舊式盆菜有門鱔乾、魷魚等材料,故此也可能是鄉民仿效漁民食制。
年節便當
祭肉乃貧民一年兩次之豐足肉食,童年還未有變賣族田圖利之事,來自族田的租佃收入,定下若干為祭祀之用,謂之「蒸嘗」(冬祭曰蒸,秋祭曰嘗),又或將某部分族田之租金專供祭祀之用,此等族田謂之「蒸嘗田」,總之是以田產保證族人可以在祠堂或祖墳,與祖先共食祭肉,維繫同族之情,有福同享,有難同當,此謂之「社飯」。
亦因盆菜食制之簡便,節省盤碗,鄉村嫁娶、添丁、打醮、入伙等喜慶,舊時也以盆菜宴客,是為菜式豐富之「大盆菜」,在村中祠堂或禾堂(曬穀場)聚食,猶如今日將野餐之炭火烤肉改在家中庭園或天台而行。往日之宴會盆菜用木盆盛載,分五層,菜式各處不同,一般由下而上依次為蘿蔔、油豆腐、枝腐竹、冬菇、門鱔或鱔乾、炸豬皮、豬紅、魷魚、鯪魚球、南乳燜豬腩,豉油雞鋪面,夾層放置黃芽白隔味。蘿蔔、油豆腐、枝腐竹及冬菇用以「回收」肉汁及油脂,務求點滴歸腹,是往日勞苦農戶之煮食法,並非什麼「籮蔔吸收肉汁,質感飽滿,更富鮮味與層次」之類。
回歸前後,盆菜逐漸演變為「無飯家庭」之時節便當拼盤,代替家中舉炊,酒樓、快餐集團,甚至便利店都在年晚推出盆菜,供客人訂購,連帶現成售賣之年糕、籮蔔糕等,免卻張羅辦年貨之力。年節飯菜以翻熱鐵盆便當而食,新年食別處得來的現成飯菜,昔日乃丐戶所為。時節新聞,總有盆菜翻熱不足而舉家屙嘔,帶病過年者。小市民為遭資本家終年勞役,新年無心為炊,竟落得個闔家丐餐,思考香港風俗,可謂驚心動魄。
九七臨近,本土懷舊潮流興起,鄉村氏族之文物舊迹成為「本地一日遊」的主題。城市人尋根,鄉下人搵銀,元朗、屏山、八鄉等地之菜館食檔,推出盆菜款待城市客人,盆菜變質為文化消費,野外社飯的風俗不甚了了,只剩下一個「食」字。利之所至,城市的酒樓食店隨即跟風,推出中秋盆菜、過年團年盆菜、盆菜到會等,成為常備之食。在政府干預下,後院養雞、街頭派米及山頭盆菜幾成絕響,如上水廖氏一向在墓前空地食盆菜,但由於有人食盆菜後不適,順應食物環境衞生署之勸諭,族人回村盆宴。以往烹煮盆菜之事由族人分擔,近年也改聘盆菜公司包辦了。
皇帝之名,奢靡之食
元朗等地的土菜館,平日也以豪華盆菜待客,加入燒鵝、燒鴨、燒豬肉、蠔豉、花膠、螺片、瑤柱甚至鮑魚,不一而足。食家嘗言,舊式盆菜材料只有五六種,尚可和味,今日之盆菜堆積如山,已成百搭拼盤,如豪華之車仔麵,清濁不辨矣。例如燒豬、燒雞、鹵水鵝等可以鋪面,燒鵝燒鴨則不合,因皮軟濕而失脆;蠔豉味濃,吸味而不變,但瑤柱、鮑魚之類吸收雜味則是糟蹋材料,華而不實。清人袁枚《隨園食單》謂:「一物有一物之味,不可混而同之。……今見俗廚,動以雞鴨豬鵝,一湯同滾,逐令千手雷同,味同嚼蠟。……善治菜者,……使一物各獻一性,一碗各成一味。」香港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市面繁榮,酒樓流行「佛跳牆」,也是採用所謂「一品鍋」的做法,將名貴材料及滋補藥材置於大盅封固久燉,然而味道始終含糊不清,熱潮過後,不見蹤影,惟近年東莞等酒樓則常備此菜招待新貴之工農。
盆菜成為城市日常飯菜之後,食店或食家便傳揚宋帝昺走難來港,在荒野食盆菜之事。據云南宋末年,蒙古大軍席捲中原,宋室傾覆,忠臣陸秀夫、張世傑保護末帝趙昺乘舟南逃,香港登陸之地,為「宋皇台」舊迹。王師路經錦田,村民恭敬迎接,倉卒間難以籌措盤碗,遂用木盆放菜餚,是為盆菜始源。另說是宋帝逃到九龍,村民聞風,奔走相告,各人就地取材,端來肉食或剩菜置於盆中呈獻王師。此事不載史冊或方誌,也只在近年流傳,想是盆菜脫離社飯的風俗環境,走向城市,成為特色飲食,於是穿鑿附會,以宋帝昺為盆菜之「代言人」。宋帝雖然落難,但到底是帝王之身,邊陲鄉野之粗食,因蒙聖眷而成其「御膳」焉。當然,錦田鄧族在宋朝金兵南侵時,曾有族人迎娶落難皇姑,獲宋光宗追封為「稅院郡馬」,此後文教鼎盛,進士頻出。飲水思源,於是念念不忘宋室恩典,今日錦田祠堂仍有「南陽世澤,稅院家聲」之門聯。屯門龍鼓灘荒山上有飛岩,形如屋簷,村民名之為皇帝岩,謂宋帝昺曾在岩下避雨云云。
盆滿缽滿
回歸之後,政府及社團紛紛舉辦千人盆菜宴,藉共食以慶祝。二○○六年一月八日,政府在金鐘添馬艦空地舉辦第三屆萬人盆菜宴,約一萬四千人在寒夜共食盆菜,打破香港紀錄。前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局長孫明揚到場慶賀,大快朵頤之餘,向記者誇讚 :「啲豬腩肉就最好食。」
是官任內,官商勾結,地產商大發利市,賺個盆滿缽滿。
魚肉人民,旨哉斯言。
Thursday, January 1, 2009
謝 竈
臘鼓頻催,戊子將盡。上周六為臘月初一,向廚房神上香獻酒,感觸良多。年初家人常染腸胃之疾,憶起廚房一角的灶神失祭,自從去歲未曾謝與迎,便荒廢祭禮,久未上香禱請,於是執香火祈求保佑合家飲和食德,平安大吉。祭祀之後,家人腸胃之疾少了,於是便每朝上香至今。有神位者,不可以失祭,所謂靈驗,也是人神之間各盡本分而已。
入門見竈
「竈」字今多作「灶」,君之英文翻譯為kitchen god,假若由英文返譯,則成「廚神」,新一代反而熟悉,不過廚神非神,而是大廚、名廚而已。香港人一般家居狹窄,工作如奴,疏遠庖廚者多,多在餐廳用膳,所謂「無飯夫妻」,只知人間有廚神,不知仙界有君矣。
即使演變至近代,爐依然是農戶家居之寶地。兒時的山村瓦舍,雙扇大門打開,入門右邊是灶台,左邊是澡房,灶台之後是舂米的石碓,過後是兒童的搖籃,再入便是臥室,臥室之上是閣樓,客家話叫「棚頂」,乃存放穀物之用,令有席地床鋪。灶台是燒水沖涼和燒菜煮飯之處,用乾蕨、松針、竹籜、禾稈或舊報紙之類的火種透火之後,點燃松柴、樟柴或雜樹,一室樹脂香氣,便開始夜炊。室內燭火昏暗,而內火光大明,香氣裊裊,之有神,自是真切。舊時鄉下人也喜歡將兒子名為灶財、灶旺、灶喜之類,也是寄望下一代福德深厚,飲食無憂。當然,鄉下人喜用的「灶」字是俗寫,有火又有土,微火溫土,五行相生也。
灶神雖然是廚房之神,在道教的神銜來頭不小,曰「東廚司命九靈元王定福神君」,簡稱君、王、司命真君。商朝始奉神,秦漢之際列五祀之一,與門神、井神、廁神和中溜神五位神靈一同保護家宅平安。神之所以受人敬畏,除了掌管飲食之外,就是為玉皇上帝考察一家善惡,在年終向玉帝稟報,定其賞罰。晉人葛洪《抱樸子.微旨》云:「月晦之夜,神亦上天白人罪狀。大者奪紀。紀者,三百日也。小者奪算。算者,一百日也。」也就是說,平日月色晦暗之夜,神也上天稟報,罪重者減壽三百日,輕者減壽一百日。故謂之「司命」。
有權柄,便生賄賂。早在春秋時期,民間就流傳「與其媚於奧,寧媚於竈」的俗諺,即使說,與其拜祭討好屋中的土地神,不如拜祭討好屋中的灶神。此諺語記錄在《論語.八佾》篇。當然,孔子內存仁義,敬鬼神而遠之,夫子對此諺語不大贊同:「不然。獲罪於天,無可禱也!」即使說,做錯事得罪上天,向何處禱告也是無濟於事。
蒙正謝竈
謝有「官三、民四、蛋家五」的講法,官用臘月二十三,民用二十四,漁民用二十五。客家人用柚葉水清洗神位,或更換神像圖畫,上香獻酒之後,另加甜糕、麥芽糖之類祭祀,或獻以酒糟祈求神「口甜舌滑」,所謂「上天言好事,回宮降平安」,在十二月二十四日上天向玉皇大帝說些好話,也有燒君衣的,內有甲馬、財帛之類,聊表敬意。宋人范成大《祭竈詩》云:「古傳臘月二十四,竈君朝天欲言事,雲車風馬小留連,家有杯盤豐典祀。豬頭爛熟雙魚鮮,豆沙甘松粉餌圓。男兒酌獻女兒避,酹酒燒錢竈君喜。婢子鬥爭君莫聞,豬犬觸穢君莫嗔,送君醉飽登天門,杓長杓短勿複云,乞取利市歸來分。」可見謝演變至宋朝,頗有向神送禮行賄之感。
兒時電視台的《民間傳奇》及粵語電影,都有蒙正謝故事,謂宋朝宰相呂蒙正,幼時家貧,好學而不得志,在臘月二十四日,苦無祭品謝灶,家中只有清香一枝,口占一詩禱告:「一炷清香一縷煙,竈君今日上青天。玉皇若問人間事,為道文章不值錢!」懷才不遇,十分淒戚。兒時村中謂人貧窮,有「窮過蒙正」或「窮過范丹」之說,雖是譏笑貧窮,卻也寄託懷才不遇。
廚乃家運所在
民俗學家考證,神結合司命神與廚房神的兩種性格,乃源自文明崇拜及火神崇拜。君的來歷,有黃帝說及炎帝說,如《事物原會》稱:「黃帝作竈,死為竈神。」《淮南子.氾論篇》曰:「炎帝作火而死為竈。」黃帝是文明始祖,炎帝是火神。以五行論之,黃帝屬土,居於正中;炎帝屬火,居於南方。民間將俗寫為「灶」,也是遠古傳說的體現。古時民居生火炊飯之處,並非位於屋角的廚房,而是位於廳堂正中,即是在屋樑之下用石頭圍爐生火,架起鐵鍋煮食,一如現在雲南少數民族的「火塘」或「地」。火塘必須保持火種長明,禁忌多多,乃屋中威嚴不可侵犯之處。族人圍火而食,圍火而眠,祭禮也在火塘之前,自然視火為神。火也是冶煉及製陶的媒介,也是文明的象徵。
然而,先民在秦漢之後,有了製作爐和煙囪的技術,也有具體的神仙譜系,便在廳堂正中位置設立祖先神壇,另在屋角設爐廚房,君便有威嚴赫赫的祖神變為廚神,儘管保留若干司命的權力,不過卻被貶為在玉皇大帝之下的小官僚了。然而,語言上仍殘留以為家、以司命的套語,如說分家為另起爐竈、分竈、分火(分伙)、分煙等。詛咒人家滅絕,北方人說「你家的火滅了!」,客家人也有「死鑊冷」之咒,廣府話則有「倒竈」之說,馬經也保留「大熱倒竈」之術語。至於讚嘆人家「大鍋大竈」,即是家運興隆,人強馬壯。
賢人引退,燈火長明
家宅興隆,首重舉火造飯,圍爐而食。火也可闢邪,香港人許多家中常年不升火為炊,殊不吉利。故老相傳,入伙即是入火,遷入新居,必須升火飲食,即使勉強用電爐煮熱水作茶也是要做的。昨天獲電郵告知,《信報》創辦人辭別報社,結束看守職責。林氏伉儷為香港報壇延續中國文人辦報之命脈,維護自由寫作,為文壇司命多年,吾人無以言謝,如今退居頤養,猶如竈君由正廳遷入內堂,祈願二君多福多壽,《信報》燈火長明,大吉大利。
入門見竈
「竈」字今多作「灶」,君之英文翻譯為kitchen god,假若由英文返譯,則成「廚神」,新一代反而熟悉,不過廚神非神,而是大廚、名廚而已。香港人一般家居狹窄,工作如奴,疏遠庖廚者多,多在餐廳用膳,所謂「無飯夫妻」,只知人間有廚神,不知仙界有君矣。
即使演變至近代,爐依然是農戶家居之寶地。兒時的山村瓦舍,雙扇大門打開,入門右邊是灶台,左邊是澡房,灶台之後是舂米的石碓,過後是兒童的搖籃,再入便是臥室,臥室之上是閣樓,客家話叫「棚頂」,乃存放穀物之用,令有席地床鋪。灶台是燒水沖涼和燒菜煮飯之處,用乾蕨、松針、竹籜、禾稈或舊報紙之類的火種透火之後,點燃松柴、樟柴或雜樹,一室樹脂香氣,便開始夜炊。室內燭火昏暗,而內火光大明,香氣裊裊,之有神,自是真切。舊時鄉下人也喜歡將兒子名為灶財、灶旺、灶喜之類,也是寄望下一代福德深厚,飲食無憂。當然,鄉下人喜用的「灶」字是俗寫,有火又有土,微火溫土,五行相生也。
灶神雖然是廚房之神,在道教的神銜來頭不小,曰「東廚司命九靈元王定福神君」,簡稱君、王、司命真君。商朝始奉神,秦漢之際列五祀之一,與門神、井神、廁神和中溜神五位神靈一同保護家宅平安。神之所以受人敬畏,除了掌管飲食之外,就是為玉皇上帝考察一家善惡,在年終向玉帝稟報,定其賞罰。晉人葛洪《抱樸子.微旨》云:「月晦之夜,神亦上天白人罪狀。大者奪紀。紀者,三百日也。小者奪算。算者,一百日也。」也就是說,平日月色晦暗之夜,神也上天稟報,罪重者減壽三百日,輕者減壽一百日。故謂之「司命」。
有權柄,便生賄賂。早在春秋時期,民間就流傳「與其媚於奧,寧媚於竈」的俗諺,即使說,與其拜祭討好屋中的土地神,不如拜祭討好屋中的灶神。此諺語記錄在《論語.八佾》篇。當然,孔子內存仁義,敬鬼神而遠之,夫子對此諺語不大贊同:「不然。獲罪於天,無可禱也!」即使說,做錯事得罪上天,向何處禱告也是無濟於事。
蒙正謝竈
謝有「官三、民四、蛋家五」的講法,官用臘月二十三,民用二十四,漁民用二十五。客家人用柚葉水清洗神位,或更換神像圖畫,上香獻酒之後,另加甜糕、麥芽糖之類祭祀,或獻以酒糟祈求神「口甜舌滑」,所謂「上天言好事,回宮降平安」,在十二月二十四日上天向玉皇大帝說些好話,也有燒君衣的,內有甲馬、財帛之類,聊表敬意。宋人范成大《祭竈詩》云:「古傳臘月二十四,竈君朝天欲言事,雲車風馬小留連,家有杯盤豐典祀。豬頭爛熟雙魚鮮,豆沙甘松粉餌圓。男兒酌獻女兒避,酹酒燒錢竈君喜。婢子鬥爭君莫聞,豬犬觸穢君莫嗔,送君醉飽登天門,杓長杓短勿複云,乞取利市歸來分。」可見謝演變至宋朝,頗有向神送禮行賄之感。
兒時電視台的《民間傳奇》及粵語電影,都有蒙正謝故事,謂宋朝宰相呂蒙正,幼時家貧,好學而不得志,在臘月二十四日,苦無祭品謝灶,家中只有清香一枝,口占一詩禱告:「一炷清香一縷煙,竈君今日上青天。玉皇若問人間事,為道文章不值錢!」懷才不遇,十分淒戚。兒時村中謂人貧窮,有「窮過蒙正」或「窮過范丹」之說,雖是譏笑貧窮,卻也寄託懷才不遇。
廚乃家運所在
民俗學家考證,神結合司命神與廚房神的兩種性格,乃源自文明崇拜及火神崇拜。君的來歷,有黃帝說及炎帝說,如《事物原會》稱:「黃帝作竈,死為竈神。」《淮南子.氾論篇》曰:「炎帝作火而死為竈。」黃帝是文明始祖,炎帝是火神。以五行論之,黃帝屬土,居於正中;炎帝屬火,居於南方。民間將俗寫為「灶」,也是遠古傳說的體現。古時民居生火炊飯之處,並非位於屋角的廚房,而是位於廳堂正中,即是在屋樑之下用石頭圍爐生火,架起鐵鍋煮食,一如現在雲南少數民族的「火塘」或「地」。火塘必須保持火種長明,禁忌多多,乃屋中威嚴不可侵犯之處。族人圍火而食,圍火而眠,祭禮也在火塘之前,自然視火為神。火也是冶煉及製陶的媒介,也是文明的象徵。
然而,先民在秦漢之後,有了製作爐和煙囪的技術,也有具體的神仙譜系,便在廳堂正中位置設立祖先神壇,另在屋角設爐廚房,君便有威嚴赫赫的祖神變為廚神,儘管保留若干司命的權力,不過卻被貶為在玉皇大帝之下的小官僚了。然而,語言上仍殘留以為家、以司命的套語,如說分家為另起爐竈、分竈、分火(分伙)、分煙等。詛咒人家滅絕,北方人說「你家的火滅了!」,客家人也有「死鑊冷」之咒,廣府話則有「倒竈」之說,馬經也保留「大熱倒竈」之術語。至於讚嘆人家「大鍋大竈」,即是家運興隆,人強馬壯。
賢人引退,燈火長明
家宅興隆,首重舉火造飯,圍爐而食。火也可闢邪,香港人許多家中常年不升火為炊,殊不吉利。故老相傳,入伙即是入火,遷入新居,必須升火飲食,即使勉強用電爐煮熱水作茶也是要做的。昨天獲電郵告知,《信報》創辦人辭別報社,結束看守職責。林氏伉儷為香港報壇延續中國文人辦報之命脈,維護自由寫作,為文壇司命多年,吾人無以言謝,如今退居頤養,猶如竈君由正廳遷入內堂,祈願二君多福多壽,《信報》燈火長明,大吉大利。
Subscribe to:
Posts (Atom)